2011月，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大四学生黄洁瑜，作为交换生在东芬兰大学Joensuu校区学习了4个月。Joensuu位于芬兰东部湖区，濒临俄罗斯边境，面积120平方公里，人口5万多人。黄觉得在那里“感受到了一个大大的世界”。



黄洁瑜

记者：听说芬兰的教育很宽松，是吗？

黄：在东芬兰大学时，我去旁听了教育学系的课。芬兰很多大学都和当地中小学有合作，教育学系的学生会去中小学实习，中小学生也可以共用大学的很多设施。芬兰的中小学不给学生排名，不会让他们留级，不硬性规定功课。学生上课时间短，课外没有补习班。芬兰人不会以分数高低衡量一个孩子，他们的理念是“发挥每一个孩子的潜能”，培养“健康的社会成员”。

记者：那学生的竞争力从何而来？

黄：芬兰小学一个班也就20多名学生，老师都是硕士及以上学历。每个班都有一名班级教师，小学生从一年级到六年级，都是这名老师教。班级教师要教语言类、科学类、艺术类等多门课程，偶尔才会有一些走堂老师协助教学。在他们看来，孩子教育的连贯性更重要，更注重老师对孩子的成长陪伴。班级教师会记录每个孩子的行为、想法，对孩子行为、思想上的变化给予引导，老师就像妈妈一样。

芬兰人更希望把孩子培养成全能型人才。小学生会在学校里学习织毛衣、烤蛋糕。我的不少芬兰同学做菜很厉害，他们告诉我就是在中小学里学的。

芬兰老师会带着学生到处跑。我曾跟着林学院的同学上过几堂课，老师在零下20多摄氏度的天气，把同学们带到森林里，砍倒一棵树，让同学们辨认树干上虫蛀的路径。

芬兰图书普及率很高，很多孩子去公共图书馆看书。即使是在上课，只要有孩子完成了课堂任务，老师就会说“去读书吧”。他们教室外面的走廊和大堂，就摆放着书架和沙发，书架上的书大多是历史、艺术、文学类的。

记者：芬兰人给你的印象是什么？

黄：他们永远不会“赶”时间。比如，Joensuu的巴士，每条线路都是一小时一班，人们如果赶不上，就到巴士站附近的咖啡厅坐一小时；芬兰的银行朝九晚四，周末超市中午12点开下午6点关；学校上课时间是上午10点到下午两点，还有近1小时的午饭时间，学生们可以在餐厅里悠闲地进餐……

记者：如此不紧不慢，他们工作效率怎么样？

黄：他们工作效率很高。在芬兰办事从来不会看到排长队的景象。一来他们信息化程度很高，另外也是因为人工成本太高。比如，在银行接受人工服务，手续费就要5欧元（约合人民币42.96元），工作人员都会尽量让人们使用自动柜员机。如果忘了带钥匙，找物业帮忙拿钥匙开门，就得15欧元。

记者：微软的一份报告说，芬兰在预防恶意软件感染电脑方面居世界领先水平，是这样吗？

黄：2003年，芬兰制定并实施了《国家信息安全战略》，提高公民、公共机构和企业的信息安全意识。随后，芬兰提出“国家信息安全日”倡议，指导所有电脑使用者和小型机构，维护电脑安全并安全地浏览互联网。在芬兰，大家都会很自觉地维护互联网安全。尽管重装一次电脑的价格都能买半台电脑了，但大家还是会自觉使用正版软件。

记者：芬兰是高福利国家，他们有什么烦恼吗？

黄：芬兰人不工作靠失业救济也能拿到80%的工资，所以人们几乎没什么压力。但是，Joensuu地区的自杀率也很高，也许他们觉得生活太无聊了吧。我的不少亚洲同学最后都回国找工作，就是觉得在芬兰太安逸了。

现在，芬兰人也在调整生活方式，公共活动非常多。组织者希望通过召集大家外出，鼓励更多人回归自然、寻找生活的价值。他们有各种各样的集体活动——高二学生公开舞会、冰球比赛、冰雕展、美食嘉年华……他们还会“赶集”。我看到，芬兰很多家庭都是一家老少全体参加活动。芬兰人正在努力地将年轻一代从互联网的诱惑中拉出来，鼓励他们寻找更有意义的生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