芬兰最早的口头文学是13世纪己出现的传奇故事—圣歌《亨利主教之死》。16世纪时口头文学更为繁荣,民间产生了很多反映人们生活和劳动的歌谣。这些歌谣都用排句和抑扬格诗律,易学好记。据统计,流传下来的各种神话、传说有18万多篇,歌谣、谜语各5万余首,这都是芬兰民族文化的宝贵遗产。
中世纪的芬兰文学和宗教联系很密切,进行创作活动的大多是神职人员,题材都和宗教活动有关。17世纪40年代,芬兰成立图尔库学院,开设诗学讲座,兴办印刷厂,逐渐改变了文学从属于宗教的状况。这一时期文学创作的流行体裁是抒情诗,作家除神职人员外,还有出身显贵和有机会受教育的中上层人士,他们都用拉丁文和瑞典文写作。18世纪的芬兰文学活动主要是收集、研究并出版歌谣和传说。
19世纪初期,杰出的民歌古诗搜集家和研究家埃利阿斯.兰罗特（1802—1884）在“星期六学会”和“芬兰文学社”的支持下,经过10多年的努力,于1835年将民间传说、神话和歌谣编成一部长达12,000行的民族史诗《卡勒瓦拉》（一译《英雄国》））,兰罗特被称为“芬兰的荷马”。与兰罗特同时还有瑞典语作家约翰.路德维格.鲁内贝格（1804—1877）,他受到“星期六学会”爱国思潮的熏陶,又因当过乡村教员,创作了不少以农村生活为题材的诗篇。他的处女作《麋鹿猎者》（1832）描绘了农民淳朴的性格和高尚的品质。1846年他创作的《我们的国土》,是长诗《军旗手斯托尔的故事》中的一篇,诗中再现了1808至1809年俄国瑞典战争给芬兰带来的苦难,深沉悲壮而又慷慨激昂,1848年谱曲后,在群众中广为流传,芬兰独立后即被定为国歌。扎卡里阿斯.托佩利乌斯（1818—1898）也是用瑞典文写作的诗人和作家,在鲁内贝格和“星期六学会”影响下,创作了大量富于浪漫主义和爱国精神的诗歌、短篇故事、小说和戏剧。他的代表作是历史小说《一个军医的身世》,通过两个家庭的经历,叙述18世纪瑞俄两国在芬兰领土上进行的三十年战争,这部作品至今在北欧文学中仍有影响。
19世纪中叶以斯内尔曼（1806—1881）为代表的民族主义运动蓬勃开展,在创造芬兰民族文化、芬兰语文学和维护芬兰民族自尊心的口号推动下,芬兰文学进入了新的阶段。这个阶段以作家基维（1834—1872）的出现为标志。基维出身于一个穷苦的裁缝家庭,他从切身经历中摄取题材进行创作,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,是第一个用芬兰文写作的剧作家和小说家。他的处女作《库勒沃》（1864）取材于民族史诗《卡勒瓦拉》,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,是芬兰文学史上的第一部悲剧。同年创作的《荒原上的鞋匠》是有名的讽刺喜剧。另一部喜剧《订婚》（1866）深刻地揭露了庄园主的荒淫无耻,真实地反映了下层人民的贫因。基维是芬兰小说和戏剧的奠基人。
19世纪下半叶,芬兰民族觉醒运动继续深入发展,同时挪威的易卜生、俄国的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的作品,英、法等国要求社会改革的情思潮和达尔文主义相继传入芬兰。这一时期的作家比早期更关心社会生活,他们揭露社会矛盾,反映社会问题,特别是一些青年作家力主革新,猛烈抨击社会弊端和教会保守势力。革新和保守的斗争在文艺领域中有所反映。走在斗争最前列的是女作家米娜.康特（1844—1897）,她公开宣布自己“新时代”的人。她的代表作《穷人》深刻地揭示了穷人受苦、富人致富的根源,作者指出：要使穷人不生病,只有消灭贫富差别,使大家有工做,有饭吃。她的另一部作品《工人的妻子》表达了芬兰妇女对旧法制的反抗精神和提高女权的强烈愿望。尤哈尼.阿霍（1861—1921）也是一位有现实主义倾向的作家,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仅次于基维。他的早期作品《当父亲买灯的时候》和《铁路》,描绘了与现代文明隔绝的、自给自足的农村生活,带有浪漫主义的色彩。他的代表作有《牧师的女儿》（1885）和《海尔曼老爷》。前者描写强迫婚姻制度下的一个妇女对昔日情人的怀恋；后者是一部讽刺庄园主生活的中篇小说。阿霍的晚期作品受法国自然主义的影响,小说《牧师的妻子》便是一例。19世纪下半叶比较优秀的诗人有尤哈纳.亨利克.埃尔科（1849—1906）、卡尔洛.克拉妈苏（1855—1895）等,他们的诗作充满爱国主义情绪和对美好未来的向往。埃尔科又是一个政治活动家,他枳极参加工人运动,写了不少鼓舞工人斗争的诗篇,他的田园诗《在蔚蓝色的湖边》、《啊，假如你是我的心》,象民歌一样清新晓畅。克拉妈苏的诗充满叛逆精神,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阶级矛盾和被压迫者的心声。
19世纪末20世纪初,新浪漫主义在芬兰文坛上曾风行一时,它的主要代表人物大多是一些爱国青年作家,他们或缅怀远祖的功绩,企图以此振奋国民的意志,或憧憬未来的国度,以寄托自己的理想。新浪漫主义当时虽不占主导地位,却给芬兰文学输入了外国文学的积极影响。新浪漫主义在诗歌方面的代表是基尔皮（1874—1939）,他认为只有表现人物内心强烈的感情才能使人物具有真正价值。这种观点至今对芬兰文学创作仍有很大影响。另一代表是埃伊诺.雷诺（1878—1926）,他早期的作品受鲁内贝格的影响,但随后发表的叙事诗《降灵节的圣歌》却成了新浪漫主义的代表作。他的诗对死气沉沉的社会表示愤懑,对新时代、新人物寄予无限的希望,尤其在1905年芬兰工人大罢工期间写的诗歌,热情奔放,充满战斗激情。在雷诺短暂的一生里,留下诗集30部,戏剧20部,小说和短篇故事20部,被尊为芬兰的诗圣。新浪漫主义在小说方面的代表是林南科斯基（1869—1913）,他的作品取材于历史传说或神话故事,但又具有现实意义。代表作《火红的小花之歌》是一部强调伦理道德的训诲小说。
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,芬兰国内阶级矛盾空前尖锐,1917年芬兰宣布独立后不久,即爆发了国内战争。这些重大政治事件在文学创作中得到了反映。有些作家亲身参加了这些斗争,坚持现实主义方向；也有些作家彷徨苦闷,走向超自然的神秘主义,或发思古之幽情,或对现实持客观主义态度。20年代,诗人和文艺评论家帕沃莱宁（1903—1964）、女诗人瓦拉（1901—1944）等发起成立文学组织“火炬社”,主张门户开放,仿效欧洲流派。瓦拉最先采用自由体,不囿于古诗的格式和韵律。“火炬社”的成员在推动通俗诗歌的写作中起了一定作用,一些成员在30至40年代成了芬兰进步文艺组织“基拉社”的中坚分子。
这一时期,最著名的作家是西伦佩（1888—1964），他的第一部巨著《赤贫》（1919）叙述1918年国内战争中一个佃农参加赤卫队被白军杀害的故事。另一部小说《少女西丽亚》的主人公是一个出身富室的少女,因家庭破产,父母双亡,沦为佣人,以致贫病交加而死。西伦佩还写了许多反映农村生活的短篇故事。他善于描绘大自然,借物抒情，以衬托主人公的心理,由于他在刻划农民形象、描绘农民与大自然的关系中表现出的精湛技巧，1939年获诺贝尔文学奖金。
此外,还有不少优秀作家以农村生活为题材进行创作,女作家塔尔维奥（1871—1957）的小说《黑屋的毁灭》暴露了地主阶级的腐朽生活,评击了宗教的虚伪。耶尔内费尔特（1861—1932）深受托尔斯泰的影响,在小说《大地的孩子》（1905）和《海莲娜》（1902）中反映农村土地占有制问题,通过丰富的经田节描写,刻画了一些栩栩如生的佃农形象。
20世纪30至40年代,芬兰经历了世界经济危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。战时国内法西斯势力抬头,但一些进步作家仍然坚持了反法西斯斗争。30年代成立的进步文学组织—“基拉社”,公开宣告它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,并出版了刊物《四十年代》,发表过不少反法西斯主义的文章。潘蒂.韩培（1905—1955）写了许多短篇和长篇小说,反映20至30年代的工人运动,表达了对贫苦农民和伐木工人的同情,也表现了当时的反法西斯运动。他在30年代写的反战小说,曾被禁止出版。女作家埃尔维.西内尔沃的《苏南宁之诗》和《上山》都以30年代为背景,描写城市工人生活,反映人们的不满情绪。在此期间,还涌现出了象托伊沃.佩卡宁（1902—1955）这样的工人作家。他的小说《在工厂的阴影下》（1932）、《人民的春天》（1935）等都较真实地反映了工人的生活和要求。米卡.瓦尔塔里（1908—1979）也是这一时期较受欢迎的作家,他写了不少小说、诗歌、短篇故事和剧本,反映战后青年的出路等社会问题。他的代表作是历史小说《埃及人西奴海》,描写古埃及青年的爱情故事。40年代比较出名的女作家是阿伊拉.梅里卢奥托（1924—）和托薇.扬捡（1914—）,前者是诗人,她的诗歌以节奏欢快著称,其代表作是《玻璃画》（1946）；后者是童话故事和连环画作家,她的童话中的主人公“侏儒姆米”已为人所熟知。
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,出现了大量描写战争的文学作品。比较著名的有万伊诺.林纳（1920—）的《无名战士》、幽默讽刺作家胡奥维宁（1927—）的《和平之篇》、塔尔维（1920—）的《朋友与敌人》、《我们生活在俄国阴影下》以及帕沃.林塔拉（1930—）的《孩童》。这些作品大多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历史现实,表达了芬兰人民捍卫民族独立的坚强意志,但也有不少作品宣扬战争恐怖,鼓吹和平主义,散布悲观失望情绪。
20世纪50至60年代,芬兰的诗歌、散文受到西方的影响,出现了现代派,在抒情诗方面尤为突出。其特点是不讲韵律、形式,不用标点、题目,逻辑混乱,内容晦涩,其代表人物为帕沃.哈维科（1931—）。现代派在散文中影响不大,许多作家仍旧用现实主义方法进行创作。如万伊诺.林纳的三部曲《在北极星下》,以一小村庄为背景,描述芬兰历史上各个阶层对各种社会变革的态度,深受广大读者欢迎。林塔拉也是多产的现实主义作家。他在60年代创作了不少反映芬兰近代史上重大事件的小说,如《我的祖母与元帅》（1960—1962）、《侦察中尉》。作家维约.梅里（1928—）的小说《一九一八年的事件》（1960）、《形势》（1962）和《一个晚上的故事》（1967）都反映了芬兰近代史上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。电工出身的萨拉玛（1936—）是60年代才华横溢的青年作家,以暴露社会阴暗面著称,小说《一个平凡的故事》（1961）、《仲夏节的舞会》（1964）都较受读者的欢迎。他在1972年发表的描写一个地下共产党员的小说《有所为》
中世纪的芬兰文学和宗教联系很密切,进行创作活动的大多是神职人员,题材都和宗教活动有关。17世纪40年代,芬兰成立图尔库学院,开设诗学讲座,兴办印刷厂,逐渐改变了文学从属于宗教的状况。这一时期文学创作的流行体裁是抒情诗,作家除神职人员外,还有出身显贵和有机会受教育的中上层人士,他们都用拉丁文和瑞典文写作。18世纪的芬兰文学活动主要是收集、研究并出版歌谣和传说。
19世纪初期,杰出的民歌古诗搜集家和研究家埃利阿斯.兰罗特（1802—1884）在“星期六学会”和“芬兰文学社”的支持下,经过10多年的努力,于1835年将民间传说、神话和歌谣编成一部长达12,000行的民族史诗《卡勒瓦拉》（一译《英雄国》））,兰罗特被称为“芬兰的荷马”。与兰罗特同时还有瑞典语作家约翰.路德维格.鲁内贝格（1804—1877）,他受到“星期六学会”爱国思潮的熏陶,又因当过乡村教员,创作了不少以农村生活为题材的诗篇。他的处女作《麋鹿猎者》（1832）描绘了农民淳朴的性格和高尚的品质。1846年他创作的《我们的国土》,是长诗《军旗手斯托尔的故事》中的一篇,诗中再现了1808至1809年俄国瑞典战争给芬兰带来的苦难,深沉悲壮而又慷慨激昂,1848年谱曲后,在群众中广为流传,芬兰独立后即被定为国歌。扎卡里阿斯.托佩利乌斯（1818—1898）也是用瑞典文写作的诗人和作家,在鲁内贝格和“星期六学会”影响下,创作了大量富于浪漫主义和爱国精神的诗歌、短篇故事、小说和戏剧。他的代表作是历史小说《一个军医的身世》,通过两个家庭的经历,叙述18世纪瑞俄两国在芬兰领土上进行的三十年战争,这部作品至今在北欧文学中仍有影响。
19世纪中叶以斯内尔曼（1806—1881）为代表的民族主义运动蓬勃开展,在创造芬兰民族文化、芬兰语文学和维护芬兰民族自尊心的口号推动下,芬兰文学进入了新的阶段。这个阶段以作家基维（1834—1872）的出现为标志。基维出身于一个穷苦的裁缝家庭,他从切身经历中摄取题材进行创作,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,是第一个用芬兰文写作的剧作家和小说家。他的处女作《库勒沃》（1864）取材于民族史诗《卡勒瓦拉》,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,是芬兰文学史上的第一部悲剧。同年创作的《荒原上的鞋匠》是有名的讽刺喜剧。另一部喜剧《订婚》（1866）深刻地揭露了庄园主的荒淫无耻,真实地反映了下层人民的贫因。基维是芬兰小说和戏剧的奠基人。
19世纪下半叶,芬兰民族觉醒运动继续深入发展,同时挪威的易卜生、俄国的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的作品,英、法等国要求社会改革的情思潮和达尔文主义相继传入芬兰。这一时期的作家比早期更关心社会生活,他们揭露社会矛盾,反映社会问题,特别是一些青年作家力主革新,猛烈抨击社会弊端和教会保守势力。革新和保守的斗争在文艺领域中有所反映。走在斗争最前列的是女作家米娜.康特（1844—1897）,她公开宣布自己“新时代”的人。她的代表作《穷人》深刻地揭示了穷人受苦、富人致富的根源,作者指出：要使穷人不生病,只有消灭贫富差别,使大家有工做,有饭吃。她的另一部作品《工人的妻子》表达了芬兰妇女对旧法制的反抗精神和提高女权的强烈愿望。尤哈尼.阿霍（1861—1921）也是一位有现实主义倾向的作家,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仅次于基维。他的早期作品《当父亲买灯的时候》和《铁路》,描绘了与现代文明隔绝的、自给自足的农村生活,带有浪漫主义的色彩。他的代表作有《牧师的女儿》（1885）和《海尔曼老爷》。前者描写强迫婚姻制度下的一个妇女对昔日情人的怀恋；后者是一部讽刺庄园主生活的中篇小说。阿霍的晚期作品受法国自然主义的影响,小说《牧师的妻子》便是一例。19世纪下半叶比较优秀的诗人有尤哈纳.亨利克.埃尔科（1849—1906）、卡尔洛.克拉妈苏（1855—1895）等,他们的诗作充满爱国主义情绪和对美好未来的向往。埃尔科又是一个政治活动家,他枳极参加工人运动,写了不少鼓舞工人斗争的诗篇,他的田园诗《在蔚蓝色的湖边》、《啊，假如你是我的心》,象民歌一样清新晓畅。克拉妈苏的诗充满叛逆精神,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阶级矛盾和被压迫者的心声。
19世纪末20世纪初,新浪漫主义在芬兰文坛上曾风行一时,它的主要代表人物大多是一些爱国青年作家,他们或缅怀远祖的功绩,企图以此振奋国民的意志,或憧憬未来的国度,以寄托自己的理想。新浪漫主义当时虽不占主导地位,却给芬兰文学输入了外国文学的积极影响。新浪漫主义在诗歌方面的代表是基尔皮（1874—1939）,他认为只有表现人物内心强烈的感情才能使人物具有真正价值。这种观点至今对芬兰文学创作仍有很大影响。另一代表是埃伊诺.雷诺（1878—1926）,他早期的作品受鲁内贝格的影响,但随后发表的叙事诗《降灵节的圣歌》却成了新浪漫主义的代表作。他的诗对死气沉沉的社会表示愤懑,对新时代、新人物寄予无限的希望,尤其在1905年芬兰工人大罢工期间写的诗歌,热情奔放,充满战斗激情。在雷诺短暂的一生里,留下诗集30部,戏剧20部,小说和短篇故事20部,被尊为芬兰的诗圣。新浪漫主义在小说方面的代表是林南科斯基（1869—1913）,他的作品取材于历史传说或神话故事,但又具有现实意义。代表作《火红的小花之歌》是一部强调伦理道德的训诲小说。
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,芬兰国内阶级矛盾空前尖锐,1917年芬兰宣布独立后不久,即爆发了国内战争。这些重大政治事件在文学创作中得到了反映。有些作家亲身参加了这些斗争,坚持现实主义方向；也有些作家彷徨苦闷,走向超自然的神秘主义,或发思古之幽情,或对现实持客观主义态度。20年代,诗人和文艺评论家帕沃莱宁（1903—1964）、女诗人瓦拉（1901—1944）等发起成立文学组织“火炬社”,主张门户开放,仿效欧洲流派。瓦拉最先采用自由体,不囿于古诗的格式和韵律。“火炬社”的成员在推动通俗诗歌的写作中起了一定作用,一些成员在30至40年代成了芬兰进步文艺组织“基拉社”的中坚分子。
这一时期,最著名的作家是西伦佩（1888—1964），他的第一部巨著《赤贫》（1919）叙述1918年国内战争中一个佃农参加赤卫队被白军杀害的故事。另一部小说《少女西丽亚》的主人公是一个出身富室的少女,因家庭破产,父母双亡,沦为佣人,以致贫病交加而死。西伦佩还写了许多反映农村生活的短篇故事。他善于描绘大自然,借物抒情，以衬托主人公的心理,由于他在刻划农民形象、描绘农民与大自然的关系中表现出的精湛技巧，1939年获诺贝尔文学奖金。
此外,还有不少优秀作家以农村生活为题材进行创作,女作家塔尔维奥（1871—1957）的小说《黑屋的毁灭》暴露了地主阶级的腐朽生活,评击了宗教的虚伪。耶尔内费尔特（1861—1932）深受托尔斯泰的影响,在小说《大地的孩子》（1905）和《海莲娜》（1902）中反映农村土地占有制问题,通过丰富的经田节描写,刻画了一些栩栩如生的佃农形象。
20世纪30至40年代,芬兰经历了世界经济危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。战时国内法西斯势力抬头,但一些进步作家仍然坚持了反法西斯斗争。30年代成立的进步文学组织—“基拉社”,公开宣告它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,并出版了刊物《四十年代》,发表过不少反法西斯主义的文章。潘蒂.韩培（1905—1955）写了许多短篇和长篇小说,反映20至30年代的工人运动,表达了对贫苦农民和伐木工人的同情,也表现了当时的反法西斯运动。他在30年代写的反战小说,曾被禁止出版。女作家埃尔维.西内尔沃的《苏南宁之诗》和《上山》都以30年代为背景,描写城市工人生活,反映人们的不满情绪。在此期间,还涌现出了象托伊沃.佩卡宁（1902—1955）这样的工人作家。他的小说《在工厂的阴影下》（1932）、《人民的春天》（1935）等都较真实地反映了工人的生活和要求。米卡.瓦尔塔里（1908—1979）也是这一时期较受欢迎的作家,他写了不少小说、诗歌、短篇故事和剧本,反映战后青年的出路等社会问题。他的代表作是历史小说《埃及人西奴海》,描写古埃及青年的爱情故事。40年代比较出名的女作家是阿伊拉.梅里卢奥托（1924—）和托薇.扬捡（1914—）,前者是诗人,她的诗歌以节奏欢快著称,其代表作是《玻璃画》（1946）；后者是童话故事和连环画作家,她的童话中的主人公“侏儒姆米”已为人所熟知。
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,出现了大量描写战争的文学作品。比较著名的有万伊诺.林纳（1920—）的《无名战士》、幽默讽刺作家胡奥维宁（1927—）的《和平之篇》、塔尔维（1920—）的《朋友与敌人》、《我们生活在俄国阴影下》以及帕沃.林塔拉（1930—）的《孩童》。这些作品大多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历史现实,表达了芬兰人民捍卫民族独立的坚强意志,但也有不少作品宣扬战争恐怖,鼓吹和平主义,散布悲观失望情绪。
20世纪50至60年代,芬兰的诗歌、散文受到西方的影响,出现了现代派,在抒情诗方面尤为突出。其特点是不讲韵律、形式,不用标点、题目,逻辑混乱,内容晦涩,其代表人物为帕沃.哈维科（1931—）。现代派在散文中影响不大,许多作家仍旧用现实主义方法进行创作。如万伊诺.林纳的三部曲《在北极星下》,以一小村庄为背景,描述芬兰历史上各个阶层对各种社会变革的态度,深受广大读者欢迎。林塔拉也是多产的现实主义作家。他在60年代创作了不少反映芬兰近代史上重大事件的小说,如《我的祖母与元帅》（1960—1962）、《侦察中尉》。作家维约.梅里（1928—）的小说《一九一八年的事件》（1960）、《形势》（1962）和《一个晚上的故事》（1967）都反映了芬兰近代史上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。电工出身的萨拉玛（1936—）是60年代才华横溢的青年作家,以暴露社会阴暗面著称,小说《一个平凡的故事》（1961）、《仲夏节的舞会》（1964）都较受读者的欢迎。他在1972年发表的描写一个地下共产党员的小说《有所为》
